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地,楚辞的创作大放光彩,成为战国时代中国诗的主流。楚辞是屈原在楚地民歌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种新诗体,其名称最早见干汉初,人们用它来称指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汉代作家的模仿之作。当时这种文体又简称“辞”,或与赋连称为“辞赋”,由于它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所以有“骚”之名。
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在南方的江汉沅湘流域,有着和中原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当地人民在那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又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楚辞就是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其中的神语传说、历史人物、风俗习尚、山川物产等等,都带有鲜明的楚国地方色彩。
楚地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民间祭祀时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祀神的巫歌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风格热烈活泼,富于浪漫情调。《九歌》本来就是这种民间祭歌,屈原把它们加工改造成了楚辞。另外,战国时代纵横驰说、铺采骋辞的文化气氛和当时散文中的繁辞华句,也对楚辞的出现产生了一定影响。
屈原去世后,在楚襄王年间,出现了宋玉等一大批楚辞的作者,兴起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潮流,是中国纯文学诗歌的第一个高潮。
除开《离骚》之外的楚辞是战国的杰出作品,《九章》和《九歌》都是充满了瑰丽色彩的作品,《九章》以强烈的感情著称,色调浓重、意象丰满。《天问》则用一百七十个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疑问构成了丰满、浓厚、深刻的意象,和意象之间参差错落的纤浓风格。《招魂》诡异、《东皇太一》等庄严、《湘夫人》等凄清、《国殇》激越。屈原的诗歌优美而丰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创作,但同时也达到了相当高水平。
与此同时产生的历史散文(《国语》《左传》等)也表明战国文章的文学化,特别是《战国策》的夸张的论辩和叙事也达到了这一品格。哲学政治散文在文学史上也引人注目,不但大量使用韵文,庄子的形象性、孟子的气势都与屈原诗歌一起构成了战国文明文学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