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农商”本末之争

关于农业和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本末之争起源于先秦、两汉时期达到高峰，其余绪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初叶。

先秦时期，为了富国强兵，确保国家有充裕的财政收入和为兼并战争提供所需物质及可靠兵源，统治者极力主张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因而抑制奢侈品的生产和商业的发展，认为工商业是导致国贫民困的根源，本末之争由此开始，商鞅变法是重农抑商的典型范例，韩非子的“农本工商末”形成了这一思想的完整概念，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否定工商业的社会职能，其功能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甚至与“农”、“官”同等重要，是社会所必需的，只是不赞成其过度发展而侵占农业的利益并造成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一经济思想是有秦一代的基本国策。

西汉初年，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始皇穷凶极欲的奢靡生活是导致秦帝国速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认识到奢移品的生产和消费，必然造成对自然经济的冲击。由于地主权贵追求鲜衣美食，珍宝玩好，娈童冶妾，歌儿舞女的奢靡生活，刺激了工商业的急剧发展，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迅速增多，在城市工商业繁荣的同时，社会道德风尚也急剧下降。汉初的统治者们以身作则和反复劝导人民节俭，但效果并不明显。遵循儒法传统的知识分子对此更是焦虑不安，陆贾、贾谊、晁错等人都极力阐发其自然经济理论，强调粮食的重要性，认为粮食是帝王最重要的物质财富，政权存在的关键，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他们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以“贵粟”“地著”为核心，一方面调整粮食与奢侈品如“金玉”的价格比例，以粮食作为赏罚的价值尺度，另一方面尽力使人民与土地不相脱离，从而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奢靡之风。

汉武帝时，董仲舒反对政府垄断工商业的官营，认为应允许人民从事工商业活动。桑弘羊的经济理论主张农商并重，但坚决维护国家对盐铁等重要物质经营权的垄断。

司马迁显然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本末观，但并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农业和工商业可以相互促进。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本性，而且初步认识到商品“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价格变化规律。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政策讨论会的核心虽是盐铁官营问题，却是当时本末之争的一场大辩论。以桑弘羊为首的御史派在肯定“本”的基础上强调工商业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朱子伯等60余名贤良文学派看到了商品经济过度发展对农业的冲击，贫富分化的加剧和消费超过生产的危险性，却没有认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和工商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在整个先秦、秦汉时期，“重本轻末”论是社会的支配思想，六朝时被进一步加强，晋代甚至颁布了对商人的侮辱性法令，表明轻商观念还在进一步强化，唐宋元三朝，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他们维系着城市的繁荣，市民意识逐步增加，传统的抑商观点被反复挑战，元代已将重视商人作用的观点用于指导对外贸易。明代，工商业更成了人们安身立命的正常职业而受到重视，为其辨护的人日益增多。明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及孕育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黄宗羲等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命题，清代的沈尧更将商贾称作“豪杰”。此后，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商、重工思想愈来愈受到重视，康有为还把国家工业化确定为奋斗目标，但直至十九世纪末，还有人坚持抑末思想，本末之争仍然存在，但它已无法容纳资产阶级经济主张的许多内容，这种说法才不得不被抛弃，转而使用近代的表达方式和术语，持续二千多年的本末之争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