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孙吴碑刻

东汉末年，隶书的发展已登峰造极，挑脚潇洒自然，形态精美多姿，但为强调波桃的装饰性，书写的程式化，使得挑脚变得齐整，波势渐趋方直，起笔追求力截，走进千篇一律，无法创新的死胡同。

到了魏晋，这种定型化的隶书更是穷途末路、江河日尽，消亡渐成必然的趋势。汉魏之际，隶书的衰颓使得碑刻隶书也走向下坡路，虽书体方正，气势庄严，但缺少生趣，书风雷同，艺术魅力大减。

此时，江南碑刻却异军突起，在这颃废的局面中现出异彩。这就是孙吴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和《谷朗碑》。《天发神谶碑》不同于秦代的篆书，也不同于当时的隶书，笔意介干二者之间，结体以圆驭方，下笔时先如隶书的斩截，但收笔时，加上了尖锋悬针似的垂脚，刚劲利落而又势雄伟，奇恣峻拔，且蕴藉无穷。在魏晋碑体中独具特色，咨态非凡。《禅国山碑》是篆书体，书法浑厚，但结体又与隶体相通，别具风格。《谷朗碑》，全称《吴九真太守谷朗碑》，吴凤凰元年(272年)，立于湖南耒阳杜公祠。与立于黄初年间(220~226年)的《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三魏碑相比，变化很大。《谷朗碑》字形结构虽仍有隶书痕迹，但笔法已从隶体中脱化而出，表现出新的体势，初步具备了楷书书体的特点，把它定为最早的楷书碑刻也情在理中，这对于了解汉字书体从隶到楷的演进过程意义重要，在数量不多的此类碑刻中弥足珍贵。

孙吴碑刻力求在肃穆雅正而又呆板繁难的隶体碑风之外开拓生机，或崇古返篆，或创新迎楷，这昭示着隶书确已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仿古可以偶而为之，在出奇不意中引动兴志，楷化则真正体现了碑刻艺术的走向，隶书消亡楷书兴起，成了必然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