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清谈盛行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政治动荡，朝臣们的命运朝不保夕，文士对功名利禄避之不迭。清谈，作为一种远离时务“谈尚玄远”的风气盛行起来。

清谈亦称“清言”或“玄谈”，始于东汉末年的人物品题。曹魏政权建立以后，为了适应其打击豪强地主的政治需要，推行“九品中正制”，以此吸纳庶族士子入仕，使之成了识别人物，选拔官员的“才性之学”，从而清谈从单纯品题人物变为抽象的才性问题的讨论。刘邵的《人物志》就是关于才性问题的代表作。

正始以后，司马氏把持朝纲并进而篡立，政治进入了中国历史的最黑暗时代，为了逃避罗网，文士们绞尽了脑汁，他们认为，躲避政治陷害的最好办法是少讲话，不讲话，或者讲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和模棱两可的“玄言”，司马昭称阮籍为天下第一谨慎之人，他每次谈话，都言语玄远，从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嵇康讲话也意在言中但不留下任何把柄，以此作为全身之道。尽管如此，也难免被猜疑，因而名士们还以酒和药作为护身符，服寒食散和借酒浇愁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怪诞放达行为的思想和理论依据乃是来源于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从而，在这一时期，清谈融入了《老子》、《庄子》、《周易》所谓“三玄”的思想，使之玄学化。

“玄”这一概念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奥妙莫测的意思，称《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乃是在玄学家们看来，它们包含有非常深奥的学问，这一时期的文士无不研究三玄之学，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先有何晏、王弼，其中何晏作《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著《老子指略》，《周易略例》，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提出贵无论，嵇康、阮籍崇尚自然无为，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作《通老论》《达庄论》和《通易论》。后来向秀、郭象注《老子》，调合贵元和贵有的矛盾，适应了门族贵族的政治需要。

先秦的《易》学属于儒家系统，魏晋玄学则以老庄解析《老子》《庄子》，原为反儒学礼教系统，魏晋玄学家对《老》《庄》的阐释则调和儒道，或主张儒道合一。王弼用老子思想解释《论语》，认为名教(儒家社教)是自然的表现，郭象则认为名教即是自然，在郭象所创的“独化”论中，儒家和道家是合二为一的。从而建立了精致的玄学思想体系。

郭象以后，玄学清谈又与佛学合流，影响了整个两晋及南北朝佛教思想的发展。同时，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韵的笔触，所描绘的桃源乐土式的理想和美好生活画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成了名士们的精神寄托，给人们带来了一点人生的向往和欢乐，也为久经战乱和政治动乱的人民带来一些心灵慰藉。这些都影响了玄学清谈的发展，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