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魏晋经典注释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彻底崩溃，儒学独尊地位有所下降，佛教、道教十分活跃而盛行，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儒家经典仍是各国太学中修习的主要科目。由于玄学思潮盛行，两汉经学思想被替代，对经典的研究和重新注释迫切而必要，从而促使魏晋经典注释的进一步发展。

曹魏、晋初，王肃一度打破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经学的一统天下的局面，他秉承深厚的家学渊薮，学问渊博，广泛汲取贾逵、马融及荆州学派之学，遍考经史，自成一家，其经注多是驳郑之作，纠正了郑玄的不少荒诞之说，弥补了郑学的疏漏，引起了王学和郑学的论争，但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随着司马氏集团政治势力的扩张，王肃的学说和其父王朗的《易传》被列于官学，他也成为当时的经学大师，其学说在西晋广为传布，郑学的地位被动摇，事实上，是时代发展对经学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给学术思想注入了一股新的生机。

玄学经学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他们以道家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的注说，它不拘章句，重在义理，更多的是发挥注释者自身的见解，多从性理着手，发挥玄理，完全突破了郑、王训诂学的汉代传统，使经学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论语集解》、《周易注》分别是何晏、王弼的代表作。

两晋经学在创建新注方面有可观的成就，西晋杜预所著《春秋左传集解》和《春秋释例》，其经注的突出特点是视经为史，将《春秋》和《左传》按年相配，合并加以阐释，以《左传》纠正《春秋》的一些讹误，认为《春秋》记周公遗制，由孔子发挥以匡正时弊，周公地位高于孔子;杜注经常为臣下辨护，并不一味袒护君王，其对《左传》的注解非常精密详备。东晋韩康伯所注《系辞》则以玄解《易》，是对王弼《易》学的继承和发展。范宁则是玄学经学之外自成体系的经学大师，所著《春秋谷梁传集解》不主一家，广集博采，兼用三传，重视古经文学和郑学的成就，尤其重视杜预，常有责君之言，以《传》为标准纠正《经》文的失误，直接批评《谷梁》的错误，不加曲护，以宗法礼制为标准区分华夷，反对《谷梁》以民族地域为标准扬华抑夷的观点。

由于派别众多，魏晋经学未能形成统一局面，也没有象汉代那样形成系统的学术思想，但仍有显著的成就，使经典注释更趋严密化。

首先，注释范围相应地扩大了，所有古代文献都被纳入注释的范围，除了传统的经书注释外，大量的史部、子部和集部的著作都已开始出现了注本，如吴韦昭《国语注》，晋徐广的《史记音义》，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等都属史部著作的著名注本，尤其《三国志注》征引宏富，侧重史料补充，对后世影响很大，

其次，注释形式也长足进步，这时发展起来的注释形式主要有集解、义疏和音义三种，所谓集解，是指汇集各家的注释而成的学术总结性质的注本。如何晏《论语集解》、裴骃《史记集解》等。义疏体是六朝时产生的一种新的注疏形式，乃是疏通文义，它受佛教讲经的启发而产生，实际上是讲解经传的记录或讲稿，具有句子串讲的性质。流传下来的注释体著作有皇侃的《论语义疏》。这种著作比汉儒的注释更为详细，不仅串讲文章，阐发章旨，而且申述全篇大意。这种形式直接影响了唐代的经典注疏，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就是这一形式的发展，它标志着单纯注释向注释与考据相结合新体式的转变。

再次，将注音和释义结合起来注释音义，这一形式产生于东汉末年，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则是流传至今最早而又最完整的音义体注释书。此书共30卷，解释了《周易》、《尚书》等14部古代文献。它采用先对疑难词语注音，后释字义，作文字校勘，或采用集注形式，有选择地征引前人注释的方式，搜集材料十分广泛，仅六朝音切就有230多家，包括大量释义和版本异同的材料，对后代音韵、训诂、校勘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魏晋经典注释的发展及成就彻底打破了汉代经学固陋、僵化的弊病，丰富了经学内容，为经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