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
从政治上看,明初的外交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从技术上看,造船业的发达,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航海知识的增加,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从贸易上看,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
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船队展示了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外邦向明朝进贡体系规模进一步扩大,但由于船队每次携带大量铜钱到外国收购物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铜钱外流,消耗了国库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