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杜甫入长安

天宝五载(746年)，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但迎接他的却是冷漠的现实。十年困守长安时期，使杜甫饱尝世态炎凉，也使他的创作走向成熟。

天宝六年，玄宗诏征文学家、艺术家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口蜜腹剑”的中书令李林甫的阴谋破坏，应试者无一个入选。杜甫不断向王公大臣投诗干谒，写下《奉赠鲜于京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赠翰林张四学士垍》等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但毫无着落。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封西岳赋》、《雕赋》，虽得到玄宗赞赏，但也没有很大作用。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的正八品下小官时，他已困守长安十年，诗人的理想一再碰壁，生活也越来越拮据。“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辛酸屈辱，与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不凡抱负形成鲜明的对比。贫困的生活体验，使他与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十分贴近;当权者的排斥，使他对政治黑暗有了切身感受;他的性格也逐渐由清狂转入深沉。

这一时期，杜甫创作了一百多首诗，其中《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名篇，从多方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唐代社会的各种矛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下层人民，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更可贵的是他不只表面写出人民受苦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揭示出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一是赋税太重，二是贪官污吏盘剥，三是统治阶级奢侈浪费。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诗人不仅揭露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鞑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样的客观事实，而且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对比鲜明的形象画面对当时尖锐的贫富对立问题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这首诗即是杜甫对自己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也展现了唐代盛世结束、危机四伏的社会图景。

杜甫这一时期的作品标志着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的成熟，奠定客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