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乐舞兼采蕃汉

契丹民族及其之后建立的辽国，一直保持着与唐、宋等汉族皇朝的广泛交流，因此在文化艺术上一方面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同时对中原汉族文化进行吸收、融合，因而形成了蕃汉兼采的独特艺术风格。辽国乐舞就是这种风格的突出表现。

契丹整个民族都能歌善舞，但《辽史》记载的大多只是宫廷里的奏演乐舞。辽代的宫廷乐舞，从功能和形式上看，主要可以分为宫廷宴享乐舞和祭祀礼仪性的雅乐舞两大类。

宫廷宴乐舞，是经后晋传入辽的唐代宫廷“燕乐”、“坐、立部伎”的部分乐舞和“大曲”的某些舞段，辽称大乐。大乐直接来源于后晋，后晋高祖时(936~942年)派遣冯道等为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册礼祝贺，所带的乐器、乐官、乐工等留在辽宫廷，这是辽国大乐的开始。但乐舞内容渊源于唐代，它们是唐代著名的《景云乐》、《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坐部伎的规模、乐器与唐代也基本一致。大乐多在元旦举行宴会盛典时使用，同时还要演奏“曲破”。“曲破”也源于唐，是唐“大曲”中快节奏舞蹈。

另一种宫廷宴乐舞“散乐”比大乐更早一点传入辽宫，据《辽史》载，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派刘昫带伶官、乐工到辽国，从此辽国有了散乐。散乐实际上是汉代百戏传统的延续，与北宋宫廷的散乐极相似，包括歌舞、角抵、俳优杂剧、马戏等多样节目。一般在皇帝生辰、宫廷册封仪典、宴请使臣等场合应用。散乐较大乐更加活泼、欢快，娱乐性更强，适合于酒宴上助兴，往往在“大乐”之后以散乐来收尾。河北宣化出土的辽天庆六年(1116年)的墓葬，其中有一幅“散乐图”的壁画，画面显示一支演奏着筚篥、排箫、横笛、竽、琵琶、大鼓等乐器的小乐队前，一舞者倾身抱肘起舞，他头戴幞头，身着束带长袍，足蹬毡靴，一腿曲膝半蹲，一腿向前伸出，足尖翘起，舞姿典雅从容。

辽宫的宴乐舞也并非全自中原引进，其中元旦晚上皇帝宫廷宴饮时间必用的“国乐”，就是契丹民族的传统乐舞。据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载，契丹用三百多人庞大乐舞队列迎候宋朝访辽使节，其舞蹈没有旋转的高难动作，只是在鲜明的节奏中，“伸缩手足”。这表明北方少数民族舞蹈豪迈粗犷，节奏铿锵，动作分明的特有风格，国乐就是这种契丹民族风格强烈的乐舞，生活气息更浓郁，更生动活泼，更具娱乐性。

宫廷乐舞中的“雅乐”，则完全仿效中原汉制，它是从后晋和北宋宫廷吸收而来的，大多在元旦朝贺、尊号册礼等严肃仪典的场合使用。统和元年(983年)册封承天皇太后时，就是按汉族宫廷的雅乐传统，设宫悬(四面乐悬)于殿庭，使用乐工达二百多人，所用八音乐器大抵依照唐代旧制，所谓“四面乐悬”，就是沿用了自西周以后历代帝王“宫悬”的用乐标准。太平元年(1021年)和兴宗行尊号册礼等场合，均用雅乐礼仪。雅乐所用音乐作品称“十二安乐”，是源于唐代，初名“十二和乐”，包括十二部成套作品，经后梁、后唐、后晋一再改名沿用而后传入辽国。

辽国乐舞所以形成这种蕃汉兼采的风格，是因为契丹民族与中原汉族保持长久的紧密联系的结果。契丹人早在北魏就与之有贸易往来，随后隋唐、后唐、后晋及北宋时期均保持广泛的交流，特别是建立了辽国后，采取“号令法度，皆遵汉制”的方针，形成了一种对汉族文化主动积极地吸收兼融的态度，在乐舞的风格上蕃汉兼采的独特性由此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