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景帝时的蜀郡太守文翁,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兴办地方官学的人。
文翁为改变蜀地文化落后于中原的状况,亲自挑选了10余名聪敏有材者,派往京城,有的随博士学习,有的学习法律。他节省府库开支,购买蜀中特产赠给博士以表酬谢。几年后,这些人学成后返回蜀郡,文翁均予以重用。他又在成都建起学舍,招收下属各县的子弟入学,免除他们的徭役,学成后,从中择优选拔录用。文翁平时巡视各县时,让高材弟子随行,代为传达教令,以此给弟子增添荣耀。于是各地吏民争先恐后地送子求学,甚至不惜重金谋取弟子资格,蜀地劝学重教的风俗从此形成。
汉武帝继位后,推广文翁兴学的作法,“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于公元3年按地方行政系统设置学校,郡国一级设“学”,县,道,邑,侯国一级设“校”,各配备经师1人。乡一级设“庠”,乡以下的基层单位“聚”一级设“序”,各配备《孝经》师1人。
东汉前期,地方教育相当发达,班固《两都赋》中赞颂“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正是当时地方学校昌盛的写照。
汉代地方官学的教师是郡国文学掾史。文学官多由学者名流担任,除作为郡国长官的学术顾问外,在有地方官学的地方,还从事教授诸生的活动。汉代碑刻文字中有许多关于地方官学的记载。如《蜀学师恩》等题名碑中,将从事地方官学的人列举得十分详细,教学分工很明确,已与太学相似,这表明了当时文教事业发达地区的状况。
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本地从事礼教的中心场所,以地方官学的礼教典范来推动社会风尚的转变,培养学术人才只是次要目的。这种教育一般由地方行政长官主持,地方教育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长官对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不过它是一项良好政绩,可以作为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和升迁的资本,所以事业心强的地方长官,也乐于在自己的辖区兴办教育。但这时地方官学的师资的学术水平一般偏低,且盛衰无常,与中央官学没有衔接措施,朝廷对地方官学也没有考试升迁的专门措施,因而各地有志于求学的人都力争进入京城的太学深造,或拜在有学术造诣的私家大师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