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竹简帛书达到高峰

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学术下移，一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诸子争鸣，造成了当时图书文化的繁荣，各种著作大量涌现，西汉统一以后，鉴于先秦文籍在秦始皇“焚书坑儒”过程中遭到极大破坏，不少珍贵图书失传，重视文化重建的西汉统治者取消了图书禁令，民间私藏图书陆续出现，同时，他们还有意识地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汉武帝即位之初，就制订了一系列文化政策，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员主持这一事务，经过近百年的积极努力，图书堆积如山，由于当时尚未发明可供书写的纸张，可资传播文化的媒体是竹简和帛，因而，在秦汉时期，中国竹简帛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据邵博所撰《邵氏闻见录》和黄伯思《东观余记》所载，早在宋代就分别在现甘肃和陕西出土过大批竹简帛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等在我国边疆塔里木河下游古楼兰遗址，尼雅河下游古于阗遗址，敦煌西北外长城故垒等地发现并窃走了许多汉代或汉晋木简。20世纪30年代，在罗布淖尔西北和今甘肃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了大批汉代木简，在后一地带竟多达1万多枚，是解放前出土古简最多的一次，因此地属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所以被称为“居延汉简”。内容十分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份由77根木简编连而成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兵物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