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西夏后,历代皇帝采取许多措施以提倡、扶持佛教,使佛教在西夏兴盛繁荣。
第一,国家提倡与尊宠佛教,对有学识与威望的高僧授以各种封号,如帝师、国师、法师、禅师等,提高僧人在西夏国的地位。帝师、国师在佛教界地位极高,在朝廷官阶上也处上品位,与中书、枢密位相等。西夏国封的国师很多,如李元昊时主持译经的国师白法信;惠宗李秉常时主持译经的安全国师白智光等。“国师”以下为法师,地位亦较高,参与译经等重要佛事活动。禅师也是西夏高僧的称号,如西夏贺兰山佛祖院的平尚重照禅师等是对译定、刊印、传播佛教经典与教义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著名高僧。
第二,建立完善的佛教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进入崇宗、仁宗朝,西夏佛教事业进入大发展时期。西夏在中央政府中设立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功德司。各功德司设数量不等若干名功德司正、副、判、承旨等作为正副长官及其官员。功德司地位较重要,在国家机构中属于第二等级,仅次于掌管全国行政与军事首脑的中书、枢密,与殿前司、御史等国家机构同级。
除在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佛教事务外,西夏还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加强寺庙的管理,并对管理寺庙的僧人设有相当的职称。如提举、僧正、僧副、僧监等。由于西夏僧人的民族成份不同,因此还设立不同民族的僧职。如番汉四众提举,“汉众僧正”等。
第三,组织人力译佛经为西夏文。最早由李元吴令国师白法信主其事,以后很多皇帝大力推助。西夏时期境内流传佛经,主要有西夏文、藏文、汉文三种,西夏从宋朝赎取汉文大藏经,同时刻印汉文佛经,藏文经通过藏传佛教传入。西夏文经主要译自汉文和藏文佛经。西夏文佛经包括经、律、论三藏。经藏中的宝积部、华严部等佛经在现存的西夏文经中仍能找到。《佛说生经》、《佛本行集经》等律藏也有西夏译本。西夏时刊印的汉文佛经,现已发现的就约有八、九十种。充分说明当时政府倡佛的决心和行动。
第四,政府主持大兴土木,修造佛教寺庙。在都城兴庆附近,有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大度民寺;河西走廊地区的护国寺、圣容寺、崇圣寺;甘州的卧佛寺、崇庆寺等。同时对前代寺庙加以修葺或重建。这样西夏“浮图梵刹、遍满天下”,反映出西夏佛教的兴盛繁荣。
第五,设立专门培养番、汉佛学人才的场所。如番汉三学院的设立,就是佛学者学习佛学中的戒、定、慧的全部内容,以发展佛学事业。番汉三学院的设立起到了培养番、汉佛学人才,振兴佛学事业的作用。
西夏政府通过以上种种措拖,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西夏兴盛起来。数百年过去了,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有当时修建的一些寺庙,有最重要的西夏文佛经流传后世。这些佛经的传世,最能说明西夏倡佛、佛教兴盛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