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辽律融合蕃汉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建立契丹国之后，为适应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统治的需要，着手制定法律制度。到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又对居住于其境的不同民族采用“以国制(契丹旧俗)治契丹，以汉制(唐律)治汉人”的分治原则，强调“蕃汉异治”。

“蕃汉异治”给辽社会带来很多问题。神册六年(921年)，辽太祖命耶律突吕不撰《决狱法》，这是辽朝第一部成文法典。辽在灭渤海后，至太宗时，治理渤海，一律按照汉法，这就扩大了汉法的适用范围。辽圣宗时期，由于圣宗自幼受萧太后的影响，重视学习汉族文化，继位之后，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重点解决“蕃汉异治”造成的法律轻重不均的问题。这次改革，使蕃律和汉律逐渐趋于一致。

为了更多地吸收汉法内容，重熙五年(1036年)辽兴宗诏令萧德、耶律庶成等人，纂修诸朝法令，参照唐代法制，编成《重熙条制》547条。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又命耶律苏、耶律乙辛更定《重熙条制》，凡合于汉人《律令》者皆载入，同时加以增补删修，编成《咸雍条制》，这是一部对契丹人和汉人普遍使用的法典，也是辽代法律制度进一步封建化的标志。《咸雍条制》按类分编，律例并用，是后世《元典章》及明、清律例的雏型。由此可见，契丹族在中华法律文明发展史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