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是针对苏轼以诗文暗讽朝廷及新法引发的政治风波。这起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立足之地，于是申请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此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上，苏轼看到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甚为反感，借诗批评和讽谏。

公元1079年，苏轼转任湖州，到任后上表谢恩。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指其谢恩表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要求朝廷明正刑赏。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苏轼讥讽，于此案中也指苏轼有“悛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废之罪。御史舒亶寻摘苏轼诗句，指其心怀不轨，讥讽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兴水利、盐禁等政策。神宗大怒，下令拘捕苏轼，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苏辙时在商丘已预知消息，托王适协助安置苏轼家属，并上书神宗陈情，愿以官职赎兄长之罪。

御史台依苏轼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苏轼料自己难逃一死，暗藏金丹在身，屡有轻生之想法。

当年十二月，大理寺初判苏轼“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换言之，大理寺官员通过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他的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御史台不满大理寺初判，以“于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的奏状。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

苏轼受审其间，朝廷多人为其求情，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与苏轼交好的三十九人都受到牵连，其中处分最重的是驸马王诜与弟弟苏辙，王诜被宋神宗严厉斥责，且削去官职。苏辙被贬到了筠州（今江西高安）。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