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元仁宗开科举

1313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诏恢复科举，史称“延祐复科”。这是蒙古帝国时隔85年再次开科取士。上一次举办科举，还是在窝阔台称汗时期。

1238年，刚刚灭金控制中原的蒙古帝国亟需人才治理国家。窝阔台汗听取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在当年科举取士，史称“戊戌选试”。然而在此之后，科举停滞了。

新上任的皇帝元仁宗，希望大展宏图，问政朝堂。其儒学老师李孟提出，治理国家先从治理官员入手，如今由吏入仕的制度有很多弊端，因此建议应该先整顿吏治，扩大求贤取士的通路。

元仁宗询问“求贤取士，何法为上？”李孟称科举是最好的方法，并说自古以来，出人才的途径并非只有一条，但唯有科举考试这个方法得到的人才最多。陛下想取天下人才而用之，怎么能舍弃科举不用呢？

李孟的提议随即引来了蒙古人的非议。汉人李璮的叛乱，让蒙古人自始至终对汉人缺乏足够的信任，因此汉化始终在蒙古人内部争论不休。同时，之前选取官吏的方式已然固化，朝堂上的人不少都是既得利益者，这些人自然不会支持推行科举。

尽管朝堂上支持此举的人并不多，但元仁宗还是在仅登基一年后，决定重新开科举。

元仁宗标榜以儒治国，曾命他的另一个儒师王约将宋代理学家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译为蒙文，称 “治天下，此一书足矣”。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蒙古人和色目人去学习和诵读中原经典《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

元仁宗听从了中书省官员建议，只设德行明经一科取士，重经学而轻文学。同时，认为《四书》是直接的孔孟之道，更便于阐发理学思想，因此选择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科举考试者的指定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科举考试者，增试科目的指定用书。

然而在具体执行中，元仁宗还是得照顾到现实，毕竟与汉人的文化水平相比，蒙古人和色目人实在是差的太远。如果一视同仁的话，将来朝廷中必然全是汉人。这势必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于是，首次科举分榜考试。原则上，右榜蒙古色目人取士五十，左榜汉人南人亦取士五十。元仁宗派61岁的老师李孟和礼部侍郎张养浩负责考试。

尽管有了如此的政策上的偏袒，但执行过程中仍然无法避免让汉人占了上风。录取结果是，蒙古人、色目人榜十六人，护都沓儿居首；汉人、南人榜四十人，张起岩居首。

元仁宗为了体现自己对科举的重视，对蒙古人学习儒学的推崇，他将第一个蒙古状元护都沓儿树为标杆。

有一次，元仁宗获得了王羲之的行书作品《快雪时晴帖》，命当时的翰林学士赵孟頫题跋。两天后，他又命状元护都沓儿题跋。赵孟頫的书画成就可谓是冠绝群臣，一代宗师。《快雪时晴帖》也是千年瑰宝。赵孟頫和状元二人同为名作题跋，由此可见元仁宗对于科举和汉化的决心。